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市场的监督，这些东西存在着很严重的缺位。

需求肯定是一路上升的。多元利益之间的博弈，今天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数据，我们现在无法对地方财政做出较为准确的估计。往往最不幸的结果是无人受益，有人受损。这是市场经济本质的特征。第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要从改革着手，要更多的面向市场，以改变的思路寻求突破，避免过去出现调控，暂时下跌，随后报复性反弹这样一个历史的循环。正是因为地方财政的紧张，我们看到了最近有几家地方政府获准发行地方债券。

对于如此错综复杂和相互冲突的利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一致的利益。这两级政府的诉求和他们的利益平衡，最终将决定博弈的结果。你提高税收，没有提高房产税的税收，提高小微企业、制造业的税收，把这些企业收死了，失业率提高两极分化更严重了。

常修泽：我认为这些年政府有两个方面的错位：一是越位，很多不该政府他干的事，他在那里乐此不疲，尤其是干预微观经济的活动，在微观经济代替企业的决策角色，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对这个，政府津津乐道，这是越位了。因此，不打破既得利益格局，不突破这个，深化改革很难。下面我们先看迟院长昨天的发言视频。因此，我认为第三个方面是改革体制，但是，改革体制一种是再分配改革，一种是制度改革，我觉得制度改革比做分配改革重要，再分配改革方面说涨工资，但是涨工资只能涨国有单位、事业单位，反而收入差距拉大了。

第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再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要逐步提高40%，而且不能返还，交了就交了，你现在交了90%又返回去了，这算什么。

在行政体制改革上，我们要打破旧的行政体制的束缚，比如改革审批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要真改审批制，原来依赖审批制进行寻租的力量就不这样痛快。第二个平，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竞争的起跑线应该是公平的。按照市场经济自身的本性来说，我认为它本身就内在地应该承认机会的公平、地位的公平、交易规则的公平。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国有资本更多的进入到公益性、安全性、战略性的领域。

我们能不能从预算上，把一些退休制度搞成现代的制度，退了就退了，有预算可以增加，没有预算就不能增加。比如《物权法》已经通过了，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把物权看成自由化的思想，仍然存在等等。常修泽：讲到公平的市场经济，我曾研究过市场经济本身的属性，它本身的内在的逻辑。刚才说两个鸡蛋跳舞，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包括部分央企，以及省属国有企业以及市属国有企业，这些功能重点不在这个领域，他们实际上还是在次重要的领域以及竞争性领域，这里面就应实事求是，这些企业怎么办？从战略上说，国有资本在理论上应该逐步退出，但现在的情况比较难。

您对这个怎么看？周天勇：我觉得公平有几个方面，一是程序的问题，规则的问题，你说公平但是程序不公平，规则也不公平，最后貌似是公平的程序，实际上并不公平。一定要突破单纯就分配谈分配的观点，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是产权制度的问题，无论是土地也好，矿山资源也好，垄断行业的经营权也好，这些改到深处都是涉及到产权制度。

以公平可持续为导向引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场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时代意义，也更具有挑战性，需要付出更为艰辛、更为长期的努力。怎么样处理社会关系？怎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怎么样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改革的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生活有这样的案例，从2008、2009年这一两年来看，当时中央企业100家左右，具体数，因为在不断的变化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一律实行国民待遇，谁在竞争中站得住脚就留谁，让市场选择，但是有一条前提，可得真正公平竞争。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两位专家与我们分享宝贵的思想，请大家继续关注中国改革论坛网专家访谈节目。我从调查的资料来看有两种印象：第一点印象，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有好几个大的方面没有完成，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我们攻坚之战打得很艰苦，没有攻下来。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搞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彼此是独立的，至少是相对独立的活动主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等级的关系，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地位，没有上级和下级，市场经济不承认等级制、依附性这个东西。

但是这里面有个比重的问题。周教授重点从企业切入，我再补充一个，就从政府改革的角度切入研究，因为整个国民创造的财富最终分下来，无非落到三个方面，政府、企业、居民各一块。

当然，底下国企也有一些违规的问题，我现在最新的调查，除了在国有企业改制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流失以外，现在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相当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固化的问题。

剩下的是税收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的税收都是冲着小民营企业去，冲着制造业去，而不是从收房产税、财产税、遗产税，所以，对财富的积累，对财富的实力的阶层，比如说，以后农民进城以后都是租房子，农民工现在两亿多，未来城里人1/10的人有好几套房子，很可能最后形成一种局面，农民有可能每个月把50%一60%的收入交房租，在城市里面形成两个阶层导致两极分化。第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你说公平、平等吗？不公平。常修泽：按照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视察谈话的重要观点，他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成熟的、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定型这两个字值得琢磨。而政府的收入比重扩大，很重要是与这些年政府三公消费规模过大，总量过大有关。所以，我说提有进有退的提法是很好的，但问题是现在要对有进有退做出一个清晰的界定，该进哪，该退哪，现在实际情况是该进的进得不够，该退的退得不力，要把这个抓好。

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天赋，用马恩的提法就是能力不平等。比如说，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通过公共服务，增强这部分人的能力。

常修泽：对，但竞争性的，要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二是不能把农村的收入差距再转移到城市，这需要在城市防止进来以后没有工作，失业率高两极分化，这个很关键，这也不是一个改革能解决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原定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常修泽：所以政府改革是第一。

主持人：所以您刚才说到鼓励创业创新的机制很重要我和其他朋友都为国有企业民有化推了好几年，希望把剩下的国有企业产权，尽可能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方式进行民有化改革。无论是在资本市场监管、改善法律法规，还是促进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全国人大都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但是，今天的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收入机会已经很多，在这种时候还通过错误的土地制度将他们固化在农地上，让他们不能卖地进城，让种田能手不能通过土地兼并进行规模化农业，这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中国的社保亏空很大，以后政府要填补这个财政亏空的时候，就不得不把国企卖掉。有些国企高管在拿国企的钱作政治投资搜狐财经：温家宝总理曾在很多场合不断的谈到政治改革这个话题。

过去这些年，发改委对养猪农民、生猪物流、猪肉价格等进行干预，包括补贴扶持，使这些年的猪肉价格大涨大跌，涨跌幅度被放大了很多。陈志武：特别是对农民来说，影响非常大。

要保护投资者权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而单靠证监会是不行的。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您觉得经济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陈志武：温总理说的很对，道理也简单。

本文地址： http://one.zhutima.com/?id=24

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